宋代风水流行的成因和宋代风水书籍的产生及伪作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其整体文化趋势朝着世俗化，平民化发展。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这个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不管是社会风俗，还是文化制度，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无外乎是士人在宋代取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些士人大多都是从下层而来，并非为唐代之时旧有世袭特权集团中人。

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确立了宋代对科举以及教育的重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学校的大力发展。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但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名额总体是有限的，故而其竞争也相当激烈。不少士子通过占卜，梦占，测字等术数的预测方法来预卜前程。而地方士子的中举数量，往往被认为与一方风水相关。

士人中举之事，也被认为与祖上墓葬风水以阴德有所关联。因此才有书名为《催官篇》这样的书籍以此命名。

此种观念，虽早在《旧唐书.吕才传》所引葬书“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中有所体现，但在宋代则由科举取士的扩大化而得到了放大。

宋代对风水的格外关注，还与当时尊崇儒家思想以及礼学观念息息相关。一方面是历经了五代时期的混乱，加剧了百姓对未来的堪忧；另一方面，儒学的复兴，才有了朱熹这样的儒学大家想要假借风水术数之手来注入儒学的精义。

而风水术数关照的层面，即生者之住宅与死者之墓穴，皆合于儒家“慎终追远”，“养生送死”的“孝道”观念。孔子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居，葬，祭祀的选择和安顿，都离不开风水的运用，是当时风水术数流行的又一个原因。

宋代朝廷统治者对术数的重视，亦促进了风水术的发展。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取得政权，便是利用星占之术言“此天命也”确立了政权的神圣性。后面虽然太宗正宗颁布的各种禁令禁止民间学习天文星历之学，但涉及百姓礼仪生活至为密切的卜筮，风水，择日等术法并不在禁列，其朝廷国葬，亦颇有运用风水术数特别是五音姓利法使用，在宋代都城与皇陵的选址营造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和记载。宋代司天监官员奉敕修撰的各类术数书籍，如《景祐乾象新书》，《地理新书》等，为民间的术数之学提供了一个典范和准则。

另外，宋代雕刻版印刷术的迅猛发展也为风水书籍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景德二年（1005年），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邢昺向宋真宗汇报当时书版印刷的数量，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

仅四十余年书籍数量已翻倍增长，反映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情况。显然，两宋时期风水书籍的广泛流传和大量增加与印刷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但是刻书主体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书的质量。陆游《老学庵笔记》第七章中记载一事：“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官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

这段话里的麻沙本是指当时福建建阳麻沙镇书坊所刻的书，与官刻相比，书坊的刊刻校订较为疏漏，因民间书坊刻书主要是为了盈利。就好比如今的自媒体，不管事件的真实性，皆以流量为王。

至于宋代“风水”一词取代“堪舆”一词的原因，与宋代相地术的内在发展理路相关。堪舆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杨雄传》，早期专指栻占选择术，后来在观测天地的基础上融合择日，五音姓利说演变成岁时方位的选择术，而在卜宅兆中的作用主要是针对静态的空间布局做出吉凶的判断。

从五姓法，阴阳法，三元宅法等当时典型的堪舆术数转而重视山，水情势的选择，以大小环境的利弊以及生气作为判断地形吉凶的标准。又有宋初所修《地理新书》，其内容相对比旧时的“堪舆”之法有了矫枉补弊之变。

从形态看，风无形而水有形，风阴而水阳；从消息看，风燥而主杀，水湿而主生；故风水理论主张以山藏风而避风的燥杀之气，以曲流水以存水的生养之气。

下面列出是宋代时期成书的作品，以及假借宋代之名后人所写作品，下回得空再细说《葬书》并非是晋人郭璞所著。